2002年6月4日，重庆奉节的一栋尚未装修的新宅外，放置着两口棺材，内藏一对夫妻的遗体。前一天，他们在出租屋用餐后因中毒死亡。遗体被厚厚的塑料薄膜包裹，浸泡在浓烈的白酒中。随着时间流逝，酒面逐渐降低，村民们又不断购酒续添，而炎热的气温促使亲友为棺材准备大量冰块以降温。这新房位于县城主要交通路旁，临近码头，白天路上的人们纷纷驻足议论，而夜晚则有人因畏惧而不敢单独路过。夫妻俩的两个孩子也因中毒前期被送医抢救，逐渐恢复。参与购酒的魏家村二组队长王某至今仍清晰记得当时的情景。最初，村民并未打算让遗体停留太长，按计划在案发三天内就选定了墓地；然而，案件迟迟未能侦破，村民们担心毒贩可能会再犯，便决定继续让遗体停在家中。直到11月，死者家属从外村请人帮忙，157天后才为遗体举行安葬。案件真相一直未明，警方在9年的时间内进行过两次调查，每次都锁定了不同的嫌疑人，但最终都因证据不足而无果而终。在这二十多年中，死者的家属中许多人已去世，何登介的母亲朱淑琼也因年事渐高而出现认知问题，其姐姐何登芳已年过六十，誓言在自己有生之年为弟弟和弟媳讨回公道。

在这个悲剧家庭中，何登介和妻子杨大香育有一对儿女，他们在去世时大约三十岁。何登介常年在外务工，妻子杨大香因身体不适在家抚养孩子。她曾请人看过风水，被告知不宜继续住在旧宅，因此想在村中租赁临时住宅。何登介及何木匠的家庭有着相近的伦理关系，彼此家族世代相连。在当地，棺材被称为“木头”，何木匠正是村里的制木匠，与杨大香租住的住所毗邻。而现年六十的何登芳则热爱打理自己的形象，言语间总是流露出忧虑与沉重，时常回想起弟弟一家遭遇的悲剧。

在2002年6月3日的恶劣事件发生当天，事件的导火索是一顿致命的午餐。何登介的7岁的小儿子是最先中毒的。当时，何登介因为与邻居争执而受伤，去村医那输液，而杨大香则在家忙于准备午餐。小男孩放学回家后，独自在家吃了一些肉，然后感到不适。夫妻返回发现孩子不对劲，误以为是中暑，忙着送他去看村医。最终小何因呕吐而被送回家，而他在后来对事件的记忆模糊。婆婆朱淑琼担心孙子，也匆匆赶来，可她由于提前没动那碗汤，幸免于难。可是何登介和杨大香等人却陆续出现呕吐现象，王某回忆起当时情境，杨大香夫妻的碗中汤水比米饭还多。村民们紧急将一家四口送往医院，但何登介与杨大香在途中不幸离世，而两个孩子则经过急救脱离了危险。尸检结果表明，他们死于毒鼠强中毒。

由于一家人的医疗费用高昂，无法承担遗体的存放费用，村民们决定利用白酒保存遗体。他们买了棺材、塑料薄膜和大量的白酒，将遗体用薄膜包好装入棺材中。王某记得，买酒时他们总共采购了330斤高度白酒，亲友们也轮流给遗体降温。虽然墓地早已选好，但由于案件调查停滞，遗体一直没能安葬，村民们对此感到恐惧和愤怒——这是魏家村多年来的第一次投毒案，毒贩未捕获使他们感到无比不安。其中一名村民提议应该安排专人守护棺材。根据当时的报道，奉节县公安局曾希望处理遗体，但由于村民的强烈反对，事情未能如愿。直到2002年11月8日，经过多方劝说，何登介与杨大香终于获得妥善安葬。警方在调查中提到，案件中没有目击证人，投毒线索匮乏，村民们也没有人愿意站出来作证，调查迟迟未有进展。

案件发生不久后，警方抓住了一个嫌疑人——何木匠的弟弟何登某。杨大香的死因引发了何登某的不满，因为她与何登某有过争执，甚至一度互相指责。而在两天后，何登某便被警方扣留调查，但最终因为缺乏证据而被释放。何登某出狱后，死者家属仍对他心存疑虑。至今，何登芳仍在弟弟的墓前缅怀，抚摸着与往昔相比已高出的坟头，回忆着昔日那个熟悉而又早已改变的村庄，内心满是无奈与哀伤。毒贩何时现身，如今仍是一个无解的谜。